信，当然邮费需要自行支付，而这就需他进行工作，和许多人一样，他同样参加工作，实际上也就苦役——参加隧道的修建，尽管报酬很低，但至少能让他获得给家人写信的邮资。

不过在写了十几封信之后，他便绝望了，因为每一封信无一例外的没有收到回信，在潜意识中，他甚至已经猜出了结果——他的妻子已经被流放了或者宣布同他这个反革命分子离婚。

也正是这种绝望，使得战俘营中的反抗行为越来越少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有人反抗，但是现在，却很少有人反抗，就像伊万来说，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，但是，现在他同样绝望了，尽管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，但是在大多数时候，他不得不保持沉默，公开反对会使我们被扣以”战争罪犯”的罪名被消灭掉。但他们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，也拒不说明理由，总之，对此敬而远之。只要他们保持安静，就不会遭受折磨或被单独挑出来接受惩罚，但受到”积极分子”的骚扰是免不了的。

“长官，根据我们目前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度，我认为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快施工速度……”

听到一旁的尼古拉少校的话声，伊万的眉头微微一皱，尼古拉少校就是战俘营中的”积极分子”，也就是战俘营中与中国人公开进行合作的人，他们管理着战俘营，控制着所有的工作。他们从中国人那里接受自己的命令，向中国人汇报，并替中国人充当密探。而中国人将这些”积极分子”称为”tiuchuang”，意思是”头头”或”领导”，现在，伊万和他的战友们也这样叫他们。

现在，像”tiuchuang”那样的”积极分子”越来越多，一开始，他们选择合作，是为了获得更多、更好的食物以及各方面较好的待遇，而现在，他们之所以选择合作，却是因为对政府的极度失望。

那些积极分子们总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做盘算，一开始，他们是为了食物，而现在，却不仅仅只是为了食物与待遇那么简单，许多积极分子不仅做了中国人要求他们做的一切，还做了他们可能希望他们做的一切。

就像在两个月前，在战俘营中积极分子们成立了”自由俄罗斯”以及”俄罗斯军官同盟”，开始同中国人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，他们在战俘营中进行反苏宣传，鼓吹着俄罗斯的自由。

想到这里，伊万甚至有点愤恨不平，那些人如闹剧一般的组织战俘营中的政治活动，他们的表现就像演员，所有人都必须出席，因为他们会撰写一些煽动性文章要求大家去朗读，而文章无一例外的是揭露苏俄政府暴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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